去年夏天一个雨水沥沥的下午，尼奥曼·马斯里阿迪(Nyoman Masriadi)坐在日惹北部的这座奢华的家宅兼工作室里抽着烟，这座爪哇岛上的城市已经是印度尼西亚的非官方艺术首都。他点燃一根万宝路，指着和他的房子相邻的水稻田说他最近刚刚把这些地买了下来。我问他打算用这些地做什么。“可能会建一个新工作室，”他的话语间听不出分毫着急的感觉。市场对他那些肿胀、卡通式人物的扭曲画作的需求，也让他不用着急，可以只在自己想创作的时候再动手。

    在西方艺术世界里，马斯里阿迪是这一地区最成功的当代艺术家。他的三联画《班珠尔来的人(最后一轮)》(2000)是一篇强有力的印尼政治寓言，2008年在香港苏富比以782万港元拍出，当时是东南亚艺术家的拍卖纪录。这个价格最高估价的五倍多——这对一个10年前还在老家巴厘岛上买画给游客度日的人来说非常不错了。现在他是新加坡 Gajah 画廊和纽约 Paul Kasmin 的签约艺术家。

　　40岁的马斯里阿迪也不过是印尼众多重要艺术家之一，在过去十年里，这些艺术家令印尼成为该地区艺术重要势力。这一点的最新一次证明发生在今年1月，当时 Art Stage 新加坡艺博会设立了一个印尼馆，在其中策划了一场36名艺术家和团体组成的群展。艺博会主展区里有四家印尼画廊，柏林 Arndt 和韩国阿拉里奥等国际交易商展出了印尼艺术家的作品。

　　国际藏家和交易商正在开始注意到这一点，这跟过去几年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艺博会出现的大量展览有关。2010年法国艺博会 Art Paris + Guests 举办了“浇过水的草坪更绿”(The Grass Looks Greener Where You Water it)，收入的皆为印尼艺术家的作品。2011年夏天在巴黎的路易威登文化中心的“变形：印度尼西亚神话”(Trans-figurations: Mythologies Indonésiennes)吸引了5万人前来观展，同时在伦敦 Saatchi 画廊还有“印度尼西亚之眼：幻想与现实”。

　　在去年夏天的印尼之行中，我见识了一个多样的、充满活力的艺术家社群，创作着越来越面向全球的精彩作品。苏富比和佳士得在雅加达设有办事处，高古轩画廊也有。Gajah 这样的区域画廊作为印尼作品重要交易商也在日惹设有分支。它们在这里是和艺术家建立关系，以确保作品来源的，同时也是希望培养一个新型的藏家群体。余德耀(Budi Tek)、黄鸿仁(Oei Hong Djien)、Alex Tejada和林运强(Deddy Kusuma)是当地最著名的藏家，但远不止这几位。

　　这不是印尼艺术家第一次有走向世界的机会。1990年代，它们的作品趁着市场和博物馆勃兴而露面，像达丹·克里斯坦托(Dadang Christanto)、黑利·多诺(Heri Dono)、FX·哈索诺(FX Harsono)和阿古斯·苏瓦吉(Agus Suwage)这样的艺术家经常出现在国际双年展和画廊、博物馆展中。

　　然而，由于缺乏画廊和拍卖基础设施，艺术家要找到演进和成长的支持是很困难的。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当然还有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的经济和政治动荡——阻碍了本土和海外藏家群体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实力上的崛起也遮挡了印尼艺术家的光彩。这些纷扰与2005年一扫而光，印尼在那一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设立了国家馆，介绍了四名艺术家的作品：努尔·易卜拉欣(Noor Ibrahim)、克里斯那·穆尔蒂(Krisna Murti)、亚尼·马里阿尼·萨斯特兰内加拉(Yani Mariani Sastranegara)和恩谭·维哈索(Entang Wiharso)。

　　时代变了：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尼正在经历一次资源驱动的经济奇迹，GDP年增速达6.5%。《经济学人》杂志预测到2030年该国GDP将超越英国。有钱人希望能进入富有的阶层，通过购买艺术品来展示他们的品味。需求推动了价格，反过来也促进了对本地画廊和拍卖基础设施的投入。今天在雅加达至少有五家成规模的拍卖行，几十家商业画廊，万隆和日惹这些很多艺术家选择居住的安静城市还有更多。不幸的是博物馆和非营利空间非常少，而且彼此相隔很远，在收藏和展示方面的标准远远落后于西方，只有日惹的 Cemeti 艺术之家是个例外——即便是这里，基础设施也只是最起码的。这些发展的关键性转折是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印尼馆重新启动，收入了 Sri Astari、Eko Nugroho、Albert Yonathan Setiawan、Titarubi 以及卷土重来的 Wiharso 的作品。

　　除了画廊和拍卖中艺术品价格的上涨，国际艺术市场对印尼艺术刮目相看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发生了变化。它现在更国际化，本土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关注没那么明显了。在苏哈托执政期间以及之后，印尼艺术家在和贫困、腐败和军事、政治权力滥用的对抗和揭露上表现出了勇气。他们的作品因此得到国际批评家和策展人的青睐，但许多作品被封禁了。其中一些艺术家入狱。克里斯坦托还因自己的政治作品而于1999年前往澳大利亚避难。另一些艺术家去了欧洲。

　　如今政治极权得到了缓解，公民社会更有凝聚力，艺术家可以着眼于更广泛的主题。这是本土和海外的藏家都乐于看到的。香港拍卖行是该地区蒸蒸日上的艺术市场的一片小天地。佳士得和苏富比今年在亚洲拓展了它们的业务，正在向全世界大力推广印尼艺术。2009年5月香港佳士得的东南亚现当代艺术拍卖共成交260万美元；苏富比春拍收入370万美元。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2011年佳士得的东南亚现当代总成交额达634万美元。

　　苏富比中国和东南亚总监、东南亚绘画部门主管莫锦川(Mok Kim Chuan)在新加坡说：“苏富比这样的国际拍卖行是在1990年代进入这个市场的。此后我们一直在印尼艺术领域——现当代艺术——扮演重要的角色，把它介绍给一个更大范围的受众群，这个受众群反过来也刺激了该领域的兴趣和需求，从而引起近年的价格稳步上升。”

　　佳士得也不甘示弱。“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我们看到对20世纪印尼艺术的兴趣有明显的上升，同时当代艺术的市场也在拓展，”佳士得东南亚地区20世纪和当代亚洲艺术专家王子能说。“许多年轻的外国买家正在用印尼艺术来打造自己的收藏，其中包括那些从战后到1980年代的钱被艺术家前辈艺术家。与此同时，当代印尼艺术的市场也在地域上出现了扩张，来自欧洲、中东、美国的新买家浮现，对传统的印尼和东南亚艺术藏家群体构成补充。”

　　这样的市场成功刺激了竞争。曾任佳士得印尼市场代表的阿马莉亚·维尔约诺(Amalia Wirjono)现在供职于香港高古轩的雅加达办事处，她的工作是搜寻作品，与重要的当地藏家建立关系。这个热情而直率的女人担当起了祖国艺术家的大使，极具说服力。“这些艺术家的名字今后会不断听到的，”她说。“不只是因为他们聪明、有才华，印尼一直都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是我们现在有藏家了，这些藏家对艺术家有信心。整体的意识出现了真正的转变。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现在有些什么。我们以前从来没表现出这样的坚定过，这种信念和投入。”

　　维尔约诺是我的雅加达之行的向导，她带我走访了当地的艺术圈，当然还有全世界最糟糕的交通拥堵。雅加达拥有两家印尼最大的拍卖行 Larasati 和 Borobudur，它们在其他国家也有分支机构，在欧洲设有办事处，多数好一些的画廊也在这里。Ark、Nadi、Vanessa、Mon Décor 和 Edwin's 是其中最出名的，将印尼现当代艺术和当地手工艺品融合了起来，包括在收藏界非常受欢迎的木雕。除了印尼艺术家，中国艺术也是很受欢迎的，例如艾未未、方力钧和张洹，还有毛里奇奥·卡特兰、安东尼·戈姆利、安塞尔姆·基弗等西方艺术家。

　　华裔印尼人林运强也收藏了大量重要的中国(张洹、王广义和岳敏君等)和西方(罗丹、博特罗)现当代艺术家，此外也有许多印尼艺术家，如 Affandi、Astari、Badruzzaman、Dono 和 Nugroho。他还在收藏，买了35年的艺术品后，他现在已经把脚步放慢了。在他位于一座高尔夫球场边的家中陈列着着自己最喜欢的艺术品，他回忆了自己购买第一件马斯里阿迪作品《Diet Sudah Berakhir》(1999)的情形，这幅画现在和艺术家的其他作品一起挂在他家里。当时他是在巴厘 Ubud 的一家画廊里花1000美元买的。

　　日惹的生活悠闲而舒适，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艺术家不住在雅加达，要住在这里。此外印尼最好的艺术学院——印尼艺术学院——也在日惹。多数艺术家在城市的南部工作和生活，那里是老殖民区，有许多矗立在稻田间的老房子，包括 Cemeti 艺术之家。艺术之家是印尼第一间当代艺术空间，在当地和该地区是有名的年轻艺术家孵化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