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山水有着宗教一样的崇拜与敬畏，一切神灵皆隐于山水之中，山高水远，山静水动，蕴涵着天体宇宙无限奥妙，人们由此而形成了独到的山水观念。
道家大师庄子是从哲学上最早打开人与自然之间屏障的先知，儒家大师孔子亦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代的先贤们开始与天地精神来往。游山玩水，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爱好，也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联结自然与文化的方式。
到了魏晋六朝，玄学进一步促进了山水观念的转换，人们并不十分关注山水所画之像，而是重视山水所蕴涵之道，即为“ 以形媚道”，“ 与道为一”。崇尚澄怀清明的魏晋圣贤，如嵇康、阮籍等人，发明了“ 卧游” 山水的方式 ，促进了山水诗 、山水画的独立和发展。宗炳更提出了“应目会心”，“应目感神”，“神超理得”的视觉理念，对中国早期山水画做出了具有本质意义的界定。因此，山水引入了人的精神，扩展了人的生活理念，提升了人的品格境界，并得以“披图幽对”，“坐究四荒”，“神飞扬”而“思浩荡”。
唐代吴道子及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山水之变”，其本质是在追求山水精神的同时着力表现山水的意境。而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则提出了山水画意境的一个准则——画中有诗。他一方面“承前”，为当时中国山水画之集大成者，一方面“ 启后” ，开启五代董源等人的水墨风格，成为“南宗”之祖，其《雪溪图》使观者沉浸在一片宁寂的山村境界之中。荆浩、关仝构造了五代山水体系，以“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的美学观点，影响了北宋山水的发展。
宋代山水画表现了画家对自然的画理与画法的探求，通过自然变化透视社会的变革，并关注人在山水中的地位，多以论道、访友、寻幽、游乐为题材的山居图、行旅图等方式，寄情山水，表现对人生理想与生活品味的追求。李成、范宽所画雪景、寒林、行旅诸图，创造了中国山水画永恒的主题，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其代表作之一。王诜、郭熙、许道宁、米芾、米友仁等亦各具特点，把北宋山水推向一个历史的高峰 。南宋山水画与北宋迥异 ，多以一角一隅之山水、小情小景之意境布局结构，如马远被称作“马一角”，夏圭被称作“夏半边”，创造了山水画构图新范式。
元代山水画基本上以赵孟頫和“元四家”为代表，他们不仅创造了自己独特个人风格和画法，同时也推动水墨山水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山水画的一个新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极大。同时因为纸本的广泛应用，水墨的多种技巧得到了超乎绢本的发展，这种绘画材质的变化带来了画风的变化。元代山水那种高古荒寒，无人之境，倪瓒等人的作品，更是突显了山水画所能达到的纯粹精神与境界。倪瓒的作品不画人物，简远平淡，具有超尘绝俗的韵味，如《渔庄秋霁图》和《容膝斋图》等。
明代为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画人无数，如“ 浙派 ”、“吴门派”、“华亭派”等等，《明画录》载有山水画家四百多人。浙派代表画家有戴进、吴伟、张路、汪肇、朱邦、蓝瑛等人。他们取法马远、夏圭，大多采用方笔，粗率顿挫，萧疏苍劲。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派则从董源、范宽入手，兼及王蒙、吴镇，用笔多细长挺秀、清丽典雅、灵逸生动，书卷气浓。例如，唐寅的《落霞孤鹜图》就显示出作者高度的文化修养。该画作借《滕王阁序》作者王勃的少年得志，为自己坎坷的遭遇吐不平。以董其昌为领袖的华亭派，墨色清淡，古雅娟秀，在理论上，董其昌也极有建树，提出“南北宋”学说。
清代山水画亦多姿多彩，四王、四僧、新安画派、金陵画派、虞山画派、娄东画派、扬州画派、京江画派、海上画派等如八仙过海，各显其长。在朝画家与在野画家或摹古，或革新，以不同的风格丰富了清代山水画坛。以“扬州八怪”而言，他们都是失意文人，承传明遗民画家反抗精神，反对蹈袭模拟。其画作抒个性、用我法、专写意、重神似，既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宫廷提倡的正统，也相对摒弃了儒雅平和的“ 书卷气” ，形成了重视感受、抒发性灵，而又适合商业需要的写意画风，郑燮的《墨竹图》是其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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