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大家对祖国的雕塑艺术有较多的了解，我们首先把“中国的雕塑艺术”从东方雕塑艺术中单列出来讲述。
（一）史前、上古时代的雕塑
史前时代我国已经出现雕塑艺术的雏形，到夏商周﹑秦汉时代雕塑则出现多种风格。
1、史前雕塑
中国原始时期的雕塑艺术 ，大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000年以上。最初的雕塑可以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和陶器算起。
原始石器，有大量的精细石器具备了雕塑的性质。旧石器时代的石刻装饰品，已经开始形成原始雕刻的雏形。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出现了陶器。它们造型丰富、纹饰多样，既是生活中的必需日常用器，也是可以欣赏的艺术品。这时的陶器还没有脱离实用的目的，但它对后期的青铜器、象形器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原始陶制品雕塑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从工艺手段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质鹰鼎，高36厘米，以鹰身为鼎体、以二足为支点，器形饱满，为此类雕塑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之一。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它们有的以配件的形式出现，如盖钮、把手等；有的以表面浮雕等形式出现。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最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7000年了。尽管作品只有6.3厘米大，可它的形象却非常生动。
2、夏商周三代雕塑
中国的历史发展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这中间经历了夏 、商 、周三代。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这一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有历史学家将夏、商、周称为“青铜时代”。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 从形式上大致可以将青铜器的雕塑因素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以动物现象为主题造型的青铜器，如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鸮尊，站立的鸮鸟圆目大睁，坚实有力，外表装饰有其它动物纹样的装饰；再如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在基本写实的基础上又有夸张变形的因素，铸造技术精细。
其二，青铜器表面的装饰，常见的有浮雕、圆雕、透雕等形式，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体态巨大，四角各铸一卷角羊头，造型端庄；如河北平山中山国都遗址出土的人物座三连灯，以人物造型为灯具的主体结构，神态自然；还有商代的《人面纹青铜方鼎》就是以“人面”装饰青铜方鼎，严格地说它建筑、器皿和雕塑的结合。
其三，相对独立的青铜造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像》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高172厘米，加上基座高达 262 厘米 ，面部形象简洁，整体感较强，整个外形上有比较精致的装饰。据考证，此类雕像非为明器（也作“冥器”），可能与祭祀所用的器物相关。再比如河南洛阳出土的《持鸟铜人》，其玩鸟顽童的雕像面部表情生动，非常写实。这些青铜器虽在性质上仍属工艺品（实用目的），但已初步具备了雕塑艺术的属性。一些夸张变形奇特的纹饰，构成了威严神秘的气氛，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观点和对自然环境的理解。
从整体风格上看，商代青铜器比较端庄、沉重，气质伟岸；西周前期、中期的作品比较华丽、装饰繁缛，形象怪张，有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其上；而西周晚期则比较写实，不再咄咄逼人，装饰上也相对简洁了一些。
另外，在这个时期还有用石、玉、陶等材料制成的雕塑作品。这类雕塑的目的在于祭祀、日常生活用品、服饰等方面。其中以玉雕最为突出。据文史资料记载，当时的人们很喜欢佩带玉器，除了审美意义还兼有道德伦理上的含义。商周墓中经常会有玉雕的佩饰品，有玉鳖、玉虎、玉人等等，以简洁明快的手法表现人和动物的形象特征 。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坐形，高8.5厘米，周身饰饕餮兽面纹，头上钻孔，以利穿绳佩带。再如陕西宝鸡西周墓出土的《玉鹿》，姿态十分可爱，尽管体形很小 ，但其刻画却非常传神 。西周时期的国都在陕西长安一带，近年来该地有很多类似的文物被发现。
春秋晚期的墓葬已大量使用陶俑替代人殉葬。山东林淄的出土陶俑只有10厘米左右，外表加施彩绘。此外 ，在湖南 、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还发现有木雕人俑，形体概括、简练，注重整体效果。
3、秦汉时代的雕塑
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制兵马俑和铜车马 。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秦代的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 。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
虽然在整个雕塑史中，秦代只占据着短短的15年，但只一个兵马俑的出现，就足以改变中国雕塑史。它出土于1974－1976年，主要以兵俑和马俑居多。体态与真人等大，数量众多，神态身份各异：有立俑、有跪俑，有驭手、射手，有军官、士卒等。马俑形象写实，身材矫健，可见当时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对塑造技术支精通。这些秦始皇百万大军的缩影都是用陶土烧制而成，不论是造型、塑造、烧制等各个环节，都是一件庞大的工程。作品注重面部形象刻画，据说万千兵马俑没有多少雷同的，可用“栩栩如生”这个词来形容。从人物结构上看，比例合适，动态自然。秦俑的单件作品都有很强的动作个性，有的手持利剑，有的伫立凝视，有的坚定刚毅。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秦代兵马俑的出土，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显示出我国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了很高的雕塑艺术水平。总的来说，秦代兵马俑对我们研究那一段历史、促进后代的雕塑艺术之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秦代的瓦当艺术可以说是小件浮雕艺术之精品，大致上可分为卷云纹和动物纹，构思巧妙、变化多端。动物纹瓦当充满了雕塑趣味，由“子母鹿纹”瓦当，表现一直带着孩子的活泼腾跃的母鹿，在只有十厘米的空间内，把生气盎然的生命浓缩起来，有浓厚的装饰趣味。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具魄力的一个时期，汉风气势，我们可以从现存的雕塑清楚的看到。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 马踏匈奴 》高 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
霍去病墓石雕群中完整的有十二三件，其体积之大，风格之独特，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是罕见的。公元前2世纪 ，是汉武帝当政的时代，国力比较强大，工艺技术、艺术水平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风格也正是体现了当时的雄厚气魄，石雕采用巨大整体石块，就其自然外型加以艺术处理，灵活使用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使之完全服从于雕塑的整体造型。比如“卧虎”，在虎形上运用了寥寥几条简单的阴刻线，就表达了它的内在精神。这组石雕群在20世纪20年代被挖掘、整理、保护起来，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光辉一页，它给人们带来无穷的艺术享受和创作启迪。
西汉也有大量的陶俑陪葬。陕西杨家湾就出土了数千件彩绘陶俑，有人有马，阵容整齐。但这些陶俑体积较小，大都在 50-60厘米高，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有关。再者，这些陶俑的做工也远不如秦俑大部分比较模糊、型相类同。“汉承秦制”，相比之下，汉代比之秦代的厚葬之风有所减弱。汉代的明器雕塑在题材上更为广泛，为了使死者能在阴间依然享用生前的生活环境，开始大量出现陶制的粮仓、猪圈、锅灶、房屋以及鸡、鸭、狗、猪等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事物。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有许多陶质明器都外挂了赭色釉和绿色釉。这些明器也为研究当时的农牧业、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形象佐证。
西汉的工艺装饰性雕塑也十分发达 ，其一 ，为铜镜装饰。这一时期除了与前代大体相同的云雷纹、蟠龙纹以外，比较流行使用吉祥语，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等。其二，西汉的金银嵌镶工艺也比较发达。是在铜制器物上嵌镶金、银、松石等不同材质的装饰，在填以黑漆，曰“错金银”。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为“错金银”博山炉，虽为薰香用的器皿，但其炉盖雕制成层次重叠的造型。
西汉的玉雕也是不可忽视的小型雕刻艺术之一。常见的有带钩、印牛、头饰、玉佩等等，以随葬品玉蝉、玉猪等。这些小型玉雕小中见大、选材精良、造型完整。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再满足与仅仅实用，而是趋向于把生活用品制作得更艺术化。比如当时的铜油灯是常见的一种生活用品，从现在的出土文物看，各种地位的人们所使用的灯具也有很大差异。最为著名的是出土于河北满城的《长信宫灯》,以一个神态安详的少女形象为灯体,双手托起灯罩；结构很巧妙，整体为空腔以免烛烟四处散漫。再比如有一些随身佩带的腰饰、头饰或玉佩等，都是小型雕塑精品。云南省晋宁出土的《双人舞饰牌》，以镂雕的形式表现了两位翩翩起舞的人物，脚下踩着一条扭曲转动的长蛇，整个形象饱满而浪漫，结构紧凑。
河南南阳是东汉皇帝刘秀的老家，当地的富豪官员、皇亲贵戚众多。从后来发现的石雕、画像后可以看当显官贵族们的奢华生活。现在的“ 南阳汉画像博物馆” 藏有千余件保存基本完好的墓石壁雕。南阳汉墓浮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粗犷、中期熟练、晚期的风格不及前两期。趋于软弱。其手法多为阴线凿刻，题材广泛。此外，江苏徐州、陕西绥德、四川岷江沿线等地区都有较为丰富的汉代墓石雕刻。四川的彭山、乐山、重庆等地有不少崖墓，这种墓壁上的装饰被凿棵成高浮雕纵深可达20厘至40厘米。
在出土的墓俑方面，四川远比其它地方（包括洛阳），都更加丰富。在四川成都附近出土的一件《 说书俑 》，表情极为生动，刻画出说书艺人的情感瞬间和他的典型特征，并配合以夸张地肢体动作，加强了人物的神态动势。在其他地区也有优秀的东汉时期雕塑被发现，如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使全世界为之轰动。这匹奔马三足腾空，以足落在支撑点上，雕塑家巧妙地将底座设计成一只飞燕，象征“天马行空”的潇洒。整件作品为铸铜而成，虽只有34.5厘米高，但它的气势却是雷霆万钧、不可一世。
（二）中古时期的雕塑
中国史学界一般以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间为中古时期，为此，我们就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介绍中古时期的雕塑艺术。
1、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为目的的雕塑也从另一条道路走向繁荣。
现在所能看到的三国时期的雕塑实物，多为墓葬明器。如安徽亳县一带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贵的砖雕艺术，其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
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加之统治者的带头尊奉，使佛教雕塑艺术得以巨大发展。印度佛教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这种类型的雕塑传入我国以后，即被中国雕塑家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泊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佛寺的兴建在东汉时已经被正史所记载，造像活动也因此而展开。自晋代以后，造像活动大肆盛行，甚至当局不得不出面干涉，限制其不加节制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佛像艺术的第一种为石窟形式，以北方地区为主，由丝绸之路传入内地。甘肃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等等，都有明确的年号题记；一路开凿的还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等。
甘肃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僻远，未受战乱的更大影响，所以其千佛洞的建造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干扰。但当地土质疏松，不宜于雕刻造像，只能以泥塑代之。这也是中国佛像艺术的特点之一。敦煌莫高窟的建设规模巨大，从十六国到北朝这一时期的塑像来看，匠师们已把人物形象渐渐中国化，并在造型审美尺度上趋向于当时的流行形式，与同一时期绘画作品中“秀骨清像”之特点基本保持一致。它的后期作品开始出现唐代的风格迹象，受内地影响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比如服装 、饰物等方面；再是色彩上，重彩浓抹，表现技法日渐成熟。
麦积山石窟的得名是由于它的外形似麦垛，位于甘肃天水。同样，由于石质的问题，麦积山也不宜于雕刻佛像，属北齐时期的作品较多。相对而言，麦积山石窟雕塑更加生动和世俗化，在众多雕像当中，有面目秀美的佛像、有低声耳语的供养人、由活泼生动的比丘还有虔诚苦修的老僧以及狰狞怒目的金刚力士，还有表情纯真虔诚恭敬侍立的女侍童。这些泥塑的制造工艺十分精湛，选材讲究，虽未经焙烧但历经千余年仍未损坏。
云岗石窟群位于山西大同，石窟延绵有一公里，大小石窟（龛）约千余个，规模庞大。云岗石窟的开凿年代主要是北魏时期，充分利用了当地石材的特点；体魄巨大、形象庄严，具有摄人魂魄的体量感和空间感。主佛高达13.7米，立于石窟中主要位置，为云岗石窟群的第一作品；第二期造像的尺寸明显比第一期要小，但更加注重形象刻画，人物动态也更加活泼；第三期已近尾声，时间拖至六世纪初 。当时的大规模开凿工作已经停止 。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及衣饰装扮已完全中国化，“褒衣博带”式的中原服装形式已经普及。
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历经东魏、北齐、隋、唐多个朝代之开凿，作品庞杂，遗留作品也较多。可惜的是，解放前被外国列强盗去了许多造像以及头、手臂等局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中比较重要的一处，是北朝时期有史实可查的，其形制结构与云冈昙曜五窟相似，窟内饰有莲花、飞天、云气等图案，气氛神秘、纹饰华丽，但无琐碎之感；莲花洞内的石雕莲花特别突出，窟内主佛像为站立姿势，手臂的雕刻尤为动人，似有柔软弹性之感；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较大的一个，历史年代也较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洞内壁面上雕满了小佛龛，几乎每龛都有造像题记，中国著名的书法碑帖“龙门二十品”中，古阳洞中的就有十九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大类雕塑作品当属陵墓雕塑。曹魏时期，尤于墓葬推崇简易，所以在这一时期的陵墓未有雕像被发现。南北朝时期，墓前雕像有所恢复，一般都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这种想象中的动物形象——“神兽”，被称为“麒麟”；还有的似狮虎而有翼，被称为“避邪”。这种石雕一般都比较庞大 ，姿态宏伟 ，整体感较强，又较为浓厚的汉代遗风。现存遗迹多为南北朝时作品，江苏南京周边比较多见。其中最为杰出的是江苏句容石狮村梁南康简王萧绩墓前的石雕群，造型简洁，体积感强，最能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各处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佛像和与之相关的造像被大量制造。单尊可移动的佛像，都带有“背光”，一为装饰、二为其坚固。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多件北魏时期作品，背光的反面，也已浮雕的省时刻出佛经故事。山东博物馆、北京博物馆以及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保存比较完好的单件佛像。此外，为了供养方便，易于携带，当时还生产了大量小型鎏金铜像，制作精美，雕刻细腻，不亚于大型雕塑的气魄。
2、隋唐时期的雕塑
隋代的佛教已然为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隋文帝时大力恢复被北周武帝毁坏的佛寺和雕像。隋炀帝继位后，造像之风更盛。除以十几万计的小型佛教雕像以外，还继续开凿石窟，几乎遍布全国。
隋代的雕塑艺术的主要成就，就集中在石窟造像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济南玉函山石窟等处。其造型上的主要特点是，普遍较前代更为健硕，体态丰满。但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弱点，就是比例上的失衡，一些作品明显的在结构和比例上不够合理，如莫高窟的427库的隋代菩萨像，头颅显大 。这是一个过渡性发展时期，国家统一以后，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社会发展急剧变化，是南北朝末期经隋向盛唐的转折阶段，可以说，我国的雕塑艺术由隋代拉开了更加灿烂的序幕。
唐代的佛教造像数量非常之大，主要还是体现在石窟、摩崖石刻方面。现存的遗迹多集中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天龙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山东云门山石窟、四川广元千佛崖、乐山摩崖石刻、云南剑川石窟等等。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座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推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
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的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既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既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的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已少，一个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龙门石窟唐代雕刻，占其多数。它的优点在于基本上保持了唐代原作的原貌，而敦煌的作品有很多是经后代艺人整修过的 。这一时期的雕像普遍宏伟庞大 ，体型饱满。以盛唐时完成的奉先寺为代表，中央大佛 （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与之并列的另外８尊雕像也都在10米以上。大佛有明确年代题记 （672年），据传说大佛的面部是参照了武氏则天的形象雕凿的，这种传说并非完全不可能，在佛像台座上的题记中记录着：“……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
四川的广元、巴中、通江以及川南的邛崃、乐山、夹江等地散落着许多摩崖石刻。四川自秦汉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佛教在此地特别兴盛，全省有大小摩崖石刻群20余处。据考证，广元千佛崖的最早开凿年代在唐开元年间，其尺寸虽然不大，但都雕刻与陡峭山崖之上，形式复杂，人物众多，有大大小小造像近两万躯。从雕塑风格上看，这些作品是研究唐代雕塑艺术脉络变化的很好资料。
最为世人瞩目的要数乐山大佛摩崖雕像，它比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高53米，现已被毁）还高出18米。于公元713年始雕，到803年完工，用了90年的时间。乐山大佛是借用整个山体开凿的，脚下就是奔腾的三江汇合激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如此巨大的雕像，比例合度，呈坐势，身着袈裟，面部表情安详、沉稳。
唐代最为著名皇陵雕塑艺术当推“ 昭陵六骏”，这是为纪念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立下功劳的6匹战马所制作的6块浮雕 。当年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描绘图形，由雕刻师凿于石上，据说还有大书法家欧阳询题写了太宗为之歌功颂德的词句，可见其价值之高。这六匹神奇的战马都有自己的名字：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令人痛惜的是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浮雕，在1914年被军阀盗卖境外，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六匹西域名驹的浮雕作品，显示出唐代动物雕塑的成熟，使浮雕艺术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境地。唐代先后出现了许多动物画高手，如曹霸、韩幹都是画马高手，而“昭陵六骏”的创作年代还要早于他们。此外，武则天母后顺陵、唐睿宗桥陵以及恭陵、定陵等皇室陵墓都有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石雕艺术作品，如《桥陵蹲狮》就是其一。
由于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比较发达 ，许多外国客商来中国经营或生活 ，这在明器雕塑中多有表现，如“胡人舞蹈”、“西域奴仆”、“骑马商人”等形象随处可见，甚至还有非洲黑人的形象。镇墓力士像是唐墓中所常用的，多为三彩陶器制成，其形象威猛，类似佛寺里的金刚力士，具有鲜明的形象特点。盛唐时期，天下一片歌舞升平，俳优歌舞广泛流行于皇室和民间，所以在唐代墓穴中也大量出现手舞足蹈的俳优俑，动作夸张、表情丰富，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些明器雕塑对我国古代的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对当时的服装、服饰之研究，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唐代以河南洛阳为东京，周边地区盛产陶瓷。明器雕塑以陶质三彩为主，如《唐三彩女坐俑》。三彩是陶器的一个特殊品种，烧成温度较低，土质可塑性尚好，釉料中的主要成分是铅，以铁、铜、锰等氧化金属为着色剂。这种色彩变化比较丰富的低温釉非常适合制作艺术品，易于流动的釉面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效果。自唐以后，陶瓷明器基本上占据了主要的使用材料，很少再见到石雕、木雕或铸铜了。
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能得以传名，实在是一件万幸之事，这是由于他的绘画才能也比较高超的缘故。他曾与吴道子为画友，后改攻雕塑，至炉火纯青之地步。相传千手千眼佛像是由他首创的，一直流传至宋代的《 塑诀 》的雕塑理论著作，也是出之于杨惠之之手。在他之前，见之于《历代名画记》的雕塑家还有一位韩伯通，他是唐初时的“像匠”，为宫廷塑像工作服务。有的雕塑史论家把隋朝的李春也列为雕塑家，似有牵强之处。李春是著名的“赵州桥”的设计家和修造的主持者，桥上的建筑装饰可能出于李春之手，但是很不确切，所以把他列桥梁设计家更妥些。
（三）近古和近现代的雕塑
这里所谓“近古”指宋元明清（19世纪中叶）这个阶段，“近现代”则是指19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再到现在这个时期。
1、近古的雕塑
从 10世纪至 13世纪，中国经历了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进一步生活化、世俗化，创作手法上趋于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制作工艺也有所提高 。但从总体上看 ，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雕塑艺术的功用更加宽泛，不仅用于宗教、陵墓、明器，还深入到日常家居生活当中，比如以浮雕山水来替代壁画风景，一时间颇为盛行。北宋的绝大多数习俗都沿袭唐制，尤其是帝王陵墓形式，几乎万全依照唐代乾陵。
四川大足石刻中属宋代作品的为数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宝顶山的窟龛群。它利用自然山体，顺崖壁开凿，工程浩大，内容复杂。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西方极乐世界”，人物众多，场面繁杂，但层次分明，描写细致。与之相邻的是“地狱变相”，逼真的表现除受刑者在地狱中的惨状，并以写实的雕刻手法再现了种种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些石刻雕凿于距地面4—14米的峭壁上，总长度500余米，前后施工了几十年，雕塑之间关系密切、相互连接。整个布局高大而完整，雕刻技法娴熟，细节刻画生动，如“地狱变相”中的一个《养鸡女》形象，完全是依据现实生活而创作的。大足石刻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硬盘坡、观音坡、佛耳岩、北塔寺等处。整个开凿历时 250余年。应该引起重视的还有那些为数很多的供养人造像，均有题记以示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刻制年代，这是研究宋史的难得实物资料。浙江杭州的飞来峰有比较集中的宋代雕刻，虽然尺寸不大，但其艺术水平却在宋代雕刻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
宋代祠堂性质的雕塑造像以山西晋祠彩塑最为出色。这一组人物彩塑群共43件，为纪念叔虞之母邑姜而修建的。这些塑像几乎全是中、青年女性，他们的年龄、职务、性格各不相同，胖瘦不同、高矮相异，是当时妇女形象的集中再现，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弥足珍贵。这种纪念性雕塑另一个代表就是四川王建雕像，王建是五代的前蜀皇帝，安记载推论，出土于王建陵墓的石质雕像应是其生前所雕，神态写实，从中可以推断北宋早期的雕塑艺术风格。
“宋代无俑”，考古家以前普遍认可此种说法。尽管近些年来因建设的需要，建筑工程当中也出土了一些宋代明器 ，但数量上依然显得贫乏 。出了极少数特例外，宋代的丧葬习俗基本采用纸质冥器，入葬时焚毁。
宋元时期的戏曲艺术较为发达 ，在雕塑艺术上也有所反映 。如山西襄汾出土的一处宋、金时墓穴，有砖雕戏曲人物多个，表现当地“散乐”的演出场面；江西鄱阳出土的南宋墓中，发现一批彩绘瓷俑，其形态为杂剧表演，表情真实，活泼；在景德镇的南宋墓中，也有瓷俑出土，从表情、动作上分析，他们正在进行某种戏剧表演。
由于文人士大夫们的提倡和参与，宋代的手工艺技术得以巨大发展，陶瓷、木雕、竹刻以及金属工艺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陶瓷艺术方面不仅发明了许多新型釉料，在塑造方面也愈加丰富，如磁州窑的孩儿枕、景德镇的手捏塑、潮州窑的佛像等等，都是优秀的观赏性雕塑艺术品。宋时的人物画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高峰之一，画家们关注民间生活，如苏汉臣、李嵩等人的“货郎图”、“婴戏图”得以传世。雕塑艺人盛行捏制泥孩儿，当时还出现了以此为营生的行业，杭州的“ 孩儿巷” 就以此得名。宋代的小品雕刻也十分发达，著名的雕刻家王六九曾被记载过，石雕、木雕无所不能，元代人陶宗仪称之为“鬼斧神工”，这种手工艺雕塑，至今还流传于江南。
宋代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统治者们的整体文化水平很高，普遍热爱艺术，皇帝本人也直接参与到艺术创作之中。宋代理学融合儒 、释 、道三家学说，重文轻武。在艺术美学上，倾向于舒缓、柔情、细腻、收敛、雅致，如诗词文学、文人绘画、瓷器艺术等方面尤为突出。表现在雕塑方面，则显出明显的退化迹象，与其他艺术形式形成了对比。宋代雕塑的致命弱点（或可称特点）就是过分的世俗化，严重的削弱了雕塑艺术所应有的纪念性 、恒久性 ，更谈不上雕塑艺术在空间上、体量上的追求；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作为雕塑艺术众多分支的一种——民间工艺雕刻艺术，却由于世俗化而得以大力弘扬，像现代的泥、面、糖等彩塑，以及石、玉、牙、骨、竹等雕刻以及金工、漆雕等技艺，大多可以把他们的肇始年代定为宋代。
可以说，中国的雕塑艺术，到元、明、清三代，一直走着下坡路。在前代繁荣发达的宗教雕塑、陵墓石刻、明器塑造等雕塑艺术形式，都走向尾声，甚至几近消失。值得一提的只有手工艺雕塑、建筑装饰雕塑等寥寥几项。
敦煌莫高窟尚有少量元代雕塑 ，但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 ，不能与前代的雕塑艺术同日而语。不过，杭州灵隐寺有一处少有的宋代 、元代雕像 ，其艺术性还可称道。飞来峰石刻的精品当属布袋和尚，民间俗称为“大肚弥勒佛”，成为富足、欢乐、喜庆的象征，为信奉者所喜爱。据说他的生活原型是一个叫契此的和尚，常独自策仗背曩行乞化缘，形象疯癫，市人皆认为他是弥勒佛显身，倍加供奉。有雕塑艺术史认为飞来峰宋代（一说为元代）布袋和尚是最早的《大肚弥勒佛》，此造像表现布袋和尚席地而坐，无忧无虑，手持念书和行乞布袋，袒露着滚圆的大肚子，性格独特。其他飞来峰的元代摩崖石刻承袭宋代风格，主要是菩萨、天王等内容。其中有藏密雕像出现，白度母、绿度母最为常见，这些造型风格混杂的雕像，到目前还遗留下来二百余尊，是元代造像的主要集中地。
元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儒、释、道三教建筑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扩大了施工规模，所供奉的偶像也更加复杂化。与此同时，石窟艺术却走向衰退和凋谢。
中国的石窟雕塑艺术少有道教 ，山西太原灵山道教石窟是罕见的特例 。道教在元代没有得以重视，甚至受到歧视。道士们纷纷“改行”，大多数当了僧人。石窟雕塑艺术形式是受印度佛教影响而产生的，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石窟群，都在弘扬佛法。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20公里，雕塑题材为太清元始天尊、上清道德天尊等。道教不重偶像塑造，后来的造像活动是受佛教的影响。道教雕像在手法以及整体布局上，明显受到唐时风格的影响，但从雕塑艺术语言上却缺乏生气。只有窟顶的浮雕装饰还有些特色，采用民族特点较浓的凤凰、彩云等图案，富有强烈的装饰性。
元代的寺庙雕塑多以藏传佛教造像为主，不同于汉化的佛教造像。以威严力士拥抱着裸女的“欢喜佛”之形象随处可见。由于民族习惯的原因，这种被称为“奇形怪状”的造像，得以保留下来的很少。另一处得以保留的元代道观在山西晋城，有元代彩塑28宿星，由于各自掌管的职能不同，所以不同的宿星形象被表现为神态不同的男性和女性 。位于北京昌平居庸关的云台浮雕 ，也是元时浮雕作品。云台之上原设有三塔，后被毁，云台门道饰有浮雕，刻着天王、鸟王、卷叶等图案。此处浮雕表情夸张，造型结实。
元代的建筑构件装饰以木雕或砖雕为多，这些方法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元代的政府部门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建筑工程，名“匠作院”，从原材料采办，到泥、瓦、木等工艺制作，还设有玉局、石局，专门从事雕刻装饰。元大都的宫殿建设动用了数不清的能工巧匠，涌现出众多的雕塑名手，刘元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个。香山寺四大天王像就出自他手，他还塑造过道教的三清像，神态逼真，手法高超。刘元在当时名气很大，他的作品常见于文人的笔记描写，《元史》也有专门章节记载他的创作情况。由于他在雕塑艺术方面的成就，元代朝廷曾授与他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人称“刘正奉”，在中国雕塑史上，这样高的待遇是绝无仅有的。
明代统治者起先是本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原则推翻元朝统治的，所以它的文化艺术特点明显有追溯唐、宋风格的痕迹。在名目繁多的寺庙里，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上日趋世俗化、民间化 。石窟雕刻方面已接近尾声 ，虽然在敦煌等大型历史悠久的石窟中仍有明代作品，但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已不能为雕塑史一提了。
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远离人群的石窟艺术为寺庙艺术所替代。山西为我国明代地表文物保存最多的省份，平遥双林寺便是其中之一。双林寺的历史较为古老，元名“中都寺”，至宋改名。现存明代造像2000余身，最有代表性的是泥塑《千手观音》、金刚力士像、罗汉像以及众多的供养人像。供养人造像写实能力极高，充分表达了人物性格和精神状态。明代造像材料以泥塑为主，北京的区也有众多寺、庙、宫、阁内保留有塑像，据记载，有许多塑像直到“文革”前还保存完好，后来遭到人为毁坏，实在是件憾事。
位于昌平县境内的十三陵是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集中区 ，十三座陵墓以成祖长陵为中心线排列。其雕塑群独角兽、石狮、石虎、华表、石马及石人等虽有比较精细的技术处理，但与前代比较起来，缺乏艺术活力，有概念化的倾向。
入关以前，满清在沈阳建造了努尔哈赤和叶赫那拉氏的福陵以及皇太极的昭陵。昭陵始建于崇德八年（1643），至顺治八年（1651）初步完工，康熙、乾隆、嘉庆历朝又进行了改扩建，成为一座积累式建筑群。昭陵周围有6座下马背，以轻纱石材建成，碑身上、下都有“ 如意纹”浮雕为装饰；位于正红门前的石牌坊为仿木结构雕刻，集圆雕、浮雕、镂雕、透雕为一体，刀法粗犷；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着华表、石狮、石獬豸、石麒麟、石马、石骆驼、石象等。这种在陵墓前陈列的雕塑群亦被称为“石象生”，秦汉时期开始建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雕塑制作比较粗糙，由于经济条件所限，石质较疏松，至今也就400年 ，但风化痕迹已很明显。造型上于秦汉雕塑不能同日而语，前世的体量感和精神气质已荡然无存。
从数量上看 ，清代的寺庙造像十分发达 。雕塑风格受到绘画的影响，风格趋向纤细、概念、世俗。较有名的，一是昆明筇竹寺，内有形神各异的彩塑五百罗汉，以写实性较强而著称。据说当年塑造这些罗汉时，作者把寺庙周边的村民形象用到了雕塑作品中。二是北京雍和宫里的佛教造像，雍和宫原是雍正皇帝的宫殿之一，塑造了大量佛像，其中最壮观的是一尊18米高的木雕弥勒佛。三是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里的一些造像，清代风格较为明显，其中高２０余米的千手千眼佛像最为著名。
清代的城市工商经济进一步纵向繁荣，手工业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工艺性雕塑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宫廷设立专门机构，督促、组织生产，雕漆、石雕、牙雕、木雕以及瓷塑、金属铸造等艺术门类都有一些优秀作品，并出现了我很多优秀的雕刻名家。尤其是以贵重原材料雕刻的小型作品，如象牙、翡翠、水晶、玉石等等，受到了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的普遍喜爱。如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大型玉雕《大禹治水》，就是此类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件，据说是工匠们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又如流传至今的《象牙绣球》，使雕刻技能方面几乎达到了极致；还有《白玉松塔山子》就有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
木雕、竹雕方面自明代就人才辈出，代表人物为“嘉定三朱”，即朱鹤、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的技艺在当时就很著名。清代瓷塑以福建德化、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等窑址的作品为最好，其中德化窑出产的佛像精制、传神，被海内外雕塑界所看重，《德化窑瓷观音》，就是其代表作品。民间广泛流行的泥玩具也是雕塑艺术的一个分支，比如“无锡惠山泥人”，“天津戏曲人物泥塑”、山西、山东一带的“面塑”，都比较有代表性。天津“泥人张”世家，从清代起就已形成独特的风格，根据市场需求，在技术上、产量上都不断提高，一直延续至今。
清代的石雕艺术也有其独特风格 ，如寿山石雕 、青田石雕、菊花石雕等等。这些特色各异的动物、植物、人物故事等等。
2、近现代的雕塑
清代末期，中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元气已尽的封建统治者软弱无能，终致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我国至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的落后，造成了文化艺术的落后，而且，伴随着经济侵略，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也接踵而至。表现在雕塑艺术创作方面，中国晚清的雕塑主要以模仿、因袭为主，少有新的创造。
此时，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经是尾声，而且，这一个时期的办学之风，又使许多寺庙被毁掉雕像，改造成教室，只顾及一面而失去另一面——使大量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寺庙雕塑艺术惨遭毁灭。
我国的雕塑艺术，自20世纪以后，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真正意义上的造型艺术家开始产生，而不再由工匠来完成雕塑艺术创作。1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塑艺术主要是变革和引进，此时出现了一批向西方雕塑艺术学习的作品：《弘一法师像》、《人体》和《画家黄少强》等。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为了缅怀先烈，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议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而且毛泽东偕同全体政协委员参加了奠基典礼。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动工兴建。中国现代雕塑史上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雕塑工程即此拉开了序幕。雕塑家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萧传玖、张松鹤、曾竹韶、傅天仇等参加了其中的工作，他们历时4年创作完成了碑座上的8幅浮雕作品 —— 焚烧鸦片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胜利渡长江和解放全中国。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新中国的雕塑创作和雕塑理论等方面曾一度出现过繁荣时期。当时广泛重视严肃的革命主题雕塑，创作了《 毛主席立像 》、《刘胡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和《艰苦岁月》等优秀作品；同时，也还是出现了诸如刘焕章《小鹿》这样一些比较轻松活泼的作品。
“文革”时期的两组雕塑——泥塑《收租院》和《农奴愤》，虽然具有显著的政治特点，但是从艺术角度看可以说是中国雕塑史上的奇迹。其艺术手法都采用传统的泥塑，以类似于舞台造型的叙事性场面，体现了旧中国农民和农奴的苦难遭遇，人数众多 ，场面宏大 ，由众多优秀的雕塑家共同完成。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风格基本上保持了现实主义的特点，在技术继承了传统“泥菩萨”的作法，制作精细，而其整体性较强，具有完整的故事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开放，西方的雕塑艺术体系被全面纳入我国的艺术教育，从观念上、技术上，基本上打破了本民族的传统程式，尽管从整个“大美术”这个概念上观察，造型艺术的确是“立交桥式”的多向发展结构，但从雕塑这个艺术门类来看，民族的传统的雕塑艺术特色也是不能够忽略和淡忘的。中国有着独特而又古老的雕塑传统，在西方文化引入之后，中国当代雕塑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万不能数典忘祖，失去民族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当然，当代雕塑也有不少在借鉴的同时又保持传统艺术特色的优秀作品。比如，1986年现代雕塑家何鄂所创制的红花岗岩大石雕《黄河母亲》。这尊精雕细刻的巨型石雕，不仅透露出现代雕塑语言新格调，而且借鉴佛教雕塑的艺术技巧，采用古代雕塑中卧佛的姿态，使整体造型表现出一种神秘而伟大的意念和秀美写实的风格。类似的作品还有钱绍武的《李大钊像》、黎明的《迎春之鸽》、张德蒂的《和平》和张照旭的《夏日》等。
历史可以证明，从借助、模仿到原创性的主动创新，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趋于成熟的表现。几经历练的当代中国雕塑处在一个“由外及里”转为“由内向外”的轮回中，这也是“西学渐进”百年进程中的“文化移植”渐趋“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当前，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与民族意识呈兴盛之势，厚德载物的民族品德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贯通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之中，时逢盛世的中国当代雕塑家，将有机会实现自己也是民族的理想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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