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自土耳其诗人Lâle Müldür同名诗集的《妈，我是野蛮人吗？》(Mom, Am I barbarian?)这展名最饶富兴味之处便在“野蛮人”这字眼上了，策展人先由语源上析理了“野蛮人”：野蛮人源自古希腊“barbaros”一词，意指不能言说正确语言的非希腊城邦的人、或外国、陌生人，中世纪时则指称了那些非基督徒、非西方人，今日的野蛮人意味著在特定文化中表现出不合时宜行为的人，而在古希腊语中，“野蛮人”也是政治与公民的反义字，因此“野蛮人”本身就强烈意涵著被排斥、被拒绝之意。

    但在试问“谁才是野蛮人？”之际，真正的问题可能是“是谁、又是什么权力，界约了文明人／公民与野蛮人的权利？”以及“公民与野蛮人行使权利的差异究竟在‘何处’？”，这“何处”之问便回到此次双年展真正要处理的“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议题之上，在早先的策展论述版本中可约略见到策展人规画由四个层面来处理公共领域的问题：1、透过行动实践来詰问当代民主的形式；2、挑战当代空间经济政治(Spatio-economics politics)的模式；3、将被标准化且僵固的文明／野蛮态势给问题化；4、将当代艺术展开为能思虑公共性的代言人角色与姿态。

　　不过5月31日爆发的塔克辛广场(Taksim Square)与哲吉公园(Gezi Park)的抗争事件似乎打乱了双年展所有的节奏，在双年展的策展结构中的“Public Problem”单元里规画了一系列从开展前七个月开始发声的活动，有讲座、影展放映、邀集建筑师、诗人等的讨论会……。但不断发生的街头抗争事件相当大程度的影响了这次双年展的呈现，首先也是第一次，双年展入场一律免门票，以全然开放(public)的姿态回应双年展本身对公共(public)空间的提问，而厚厚的一本画册不过5里拉，犹记2007年到访时的门票价是单场10里拉，无限票价50里拉，画册约莫50至60里拉之间。

　　再者，这一次在街头几乎不见双年展的宣传海报或旗帜，反倒是韩国光州与伊斯坦堡的文化交流活动、卡普尔(Anish Kapoor)在伊斯坦堡的首次个展宣传得震天嘎响，双年展访客只得根据官网上的讯息寻找展场，展场外也都只见一个小小的三角立牌标明着这是双年展的哪个展场，许多的相关活动、公开派对也取消。甚者，鑑于种种社会现实，也出于对抗争的畏惧，标榜著针对政治、社会抗争方向发声的双年展这次不被赋予在公共空间展示作品的权限，因此作品全都移往展场之内，仅在展示空间之内喧嚣，展场之外几乎默然无声，这一决定意味著，许多艺术家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作品如何去回应公共空间的动态，而不是实际上去使用公共空间。

　　据在当地大学教授社会学的盖斯金(Ulas Basar Gezgin，)表示，“野蛮人”这字眼某种程度上激怒了些在抗争的人，认为“我们为著社会改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抗争运动，但却被认为是野蛮人？”或许因此种种社会现实之因，策展人更改了她的论述，在画册中的论述裡不仅重申“野蛮人”之意义，也表明她与整个展览计画是站在人民这边的。这一次的抗争事件，导火线是我们所知的政府欲抛售塔克辛广场旁的哲吉公园给财团盖商场，人民不肯以致起身抗议，但这也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土耳其近年政治变天，越来越趋伊斯兰化及保守化，如同盖斯金表示，在土耳其每个出生的小孩都会被登记为穆斯林，纵使孩子的爸妈不是，纵使小孩的爸妈不愿意，人民越来越没有选择权。盖斯金讲述的土耳其现状言犹在耳，台湾的此时也是上演雷同的情境：核四公投、不平等的两岸服贸协定、丑陋的政治斗争、大埔强拆与张药师死亡的疑团，但已被逼退成为没有选择权的野蛮人的我们，何以还一再用“他们”设下的文明与礼貌来驯服、劝退我们自己，我们何时要认清我们的野蛮人状态并义无反顾的绝地大反扑？

　　现居于伊斯坦堡的艾丁德瑞(Halil Altindere)所做的录像作品《仙境》(Wonderland)，讲述伊斯坦堡苏陆库雷区(Sulukule)现今遭遇的都更现况：苏陆库雷区乃为一可追溯至东罗马帝国的历史区域，现为罗马、吉普赛街坊，但2006年起便被列为都市转变计画中的“急案”，自此怪手便开始进驻并试图剷平旧建物、强力驱赶居民，以利新公寓大楼的建设，这是当局持续在推动的菲迪斯与大伊斯坦堡自治计画(The Fatih and Greater Istanbul municipalities)。作品以嘻哈饶舌的曲调、街舞、东京甩尾般的快节奏、街头黑道帮派对抗警察的通俗剧情拍摄，镜头以居住在这区的街头男孩逃离警车追赶开场，随著男孩的奔跑可窥见这一区的真实景象，破败的、废弃的、颓圮的、满是街头涂鸦的区域场景，而街头会见的老大说的这句：“Today is Sulukule tomorrow Balat.。。”，听来似乎有些耳熟，你说和台湾的“今天拆王家，明天拆你家”是不是同一种情境下的语法！

　　关起门来的喧嚣

　　一进入这次双年展的主要展场“Antrepo no.3”，便见一堵红砖墙横在入口处，定眼细看砖墙中央些微隆起，墙脚下压着卡夫卡(Franz Kafka)的《城堡》(The Castle)一书，这是墨西哥籍的艺术家门德斯布雷克(Jorge Méndez Blake)的作品《城堡》(The Castle)。卡夫卡的《城堡》描写一名土地探测员K受城堡之邀前往进行测量工作，但只能在外头“遶境”，最终都进入不了城堡之中。《城堡》透过K短短几天在小镇的遭遇，凸显了社会阶层结构：掌权者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官僚机构层层叠叠与互踢皮球，我们如K，不得不也无可奈何地在这样的结构中存在著，那也是一堵重重的墙压在每一个我们身上，只是有没有可能掀倒如此庞大的社会结构的也是每一个找不到出口的我，从缄默不吭一声转而发出愤怒又野蛮的嘶吼？

　　亦如莫雷诺(David Moreno)的装置作品《静默》(Silence)，为每张闭眼沉默的嘴套上小号(cornet，乐器名)，转换静默为喧嚣。这些有著纠葛情绪的死亡面容，是1927年由班卡尔(Ernst Benkard)在柏林出版的《永恒的容顏》(Eternal Countenance)的书页，美国籍的班卡尔在每张面具上套上纸做的小号为扩声器，张扬每张容顏的响音、激扬他们的默然。策展人艾登其(Fulya Erdemci)曾在(官网上那版本)论述中这么提及当代艺术的批判作用力乃是透过艺术的实践，意图给那些在既存的霸权框架中沉默的人们一个发声的途径。

　　如前所述，这回双年展的作品只有在展场内展示的权限，因此艺术家们也只能在五个场展内施展拳脚。然而做为一个观者，不禁对此回双年展场的展示设计与动线感到些许的失望，主展场Antrepoh仓库内以一道又一道的白墙区隔每件作品展示的范围与疆界，近似于艺术博览会设计展示空间的作法；而在加拉塔希腊小学(Galata Greek Primary School)的展场中，作品也安放在每一间教室中各自展演，作品与作品之间因为展墙或实墙的隔阂，少了相互对话、相互激盪出火花回应或衝撞策展论述的许多可能。另一方面，声音的展示方式却有相当迥异于观看视觉上被区隔的状态，在Antrepoh巨大的仓库场内，所有的声线交融在一起，作品的、观者的，融为一股相当巨大的，易让人感到能量瞬间耗弱的音场，并不是将作品音与背景音收得乾净才叫好展览，如同一部将背景音收／修得太乾净的电影未必能触动人心弦，而是如何安排每件作品的声音在展场中的表达力道，既展示作品自己也“融”在展场中呼应展览本身，以去年的“台北双年展”为例，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当时在一楼展间高重黎作品附近驻足聆听，霎时所有作品声音杂踏纷来的声音场景，挺像是种种鬼魂自远或近，不一的涌上前来，簇推著你掉进展场情境裡。

　　门外更高分贝的现实

　　策展人以种种面向理论(动词状态)“公共领域”议题之意与之余，也是要再审思当代艺术在批判政治社会现实之中的角色与可以发挥的作用何在，不过在策展论述的“代理人与行动之间”(Between Agency and Action)一节中，也提到了一个相当现实的矛盾之处：当批判公共领域的艺术实践成为显学之际，私有化的蛊惑也同时在进行，艺术机构越来越仰赖私人资金及商业的资助。在某种状态裡，当代艺术世界成了新自由主义文化与机制的震央。

　　但双年展本身就相当依赖私人及企业赞助，主要赞助者Koc是横跨众多產业的银行业者，另一赞助者Koç Holding，其附属公司Otokar是土耳其军队的军火供应商，这一手制造骇人武器，另一手转投资艺术，艺评家史戴尔(Hito Steyerl)就直说了：“美术馆就是一个战场。”另外，在这回双年展开幕期间，一个全新的艺术博览会—“伊斯坦堡艺术博览会”(ArtInternational 2013)也低调却又高调的进行著，何以说低调，因为在街头完全不见任何海报文宣，场地又在不易以行走抵达的河岸边，而高调的部分是30里拉的门票在土耳其并不是一个亲民的票价，邀展的画廊更全是国外画廊，纽约、柏林、巴黎、哥本哈根、布达佩斯、里昂……，几乎欧洲各国首都的画廊都来了，几件双年展参展艺术家的作品或其他系列，也高高地展示着。

　　这时不禁在心底问着：当代艺术的角色、位置究竟何在？“批判”可以在哪作用？ 想起双年展开幕的隔天，盖斯金带著吴氏垂缘(Ngo Thi Thuy Duyen)与我参与一场集会，这是一场邀请许多重量级的音乐人演唱的活动，纪念从5月31日塔克辛事件至今在政府围堵行动中丧生的六位百姓，他们死于政府施放的瓦斯烟雾或强力水枪中。现场群众激昂地随著台上喊著各式口号，盖斯金翻译了一句主要的口号给我听：

　　“Everywhere is Taksim, everywhere is resistance”，似乎今后的抗议将是更随机、更遍地开花的状态。大会播放塔克辛抗议现场警方武力制伏百姓的血淋淋影片，盖斯金转过头来跟我说：“有没有比双年展的作品更现实？”

　　答案似乎是YES！改变社会的可能向来都在街道不在美术馆裡，那我们是否该大声说 YES！我们就是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