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家徐冰在英国的一座博物馆造出了一座“桃花源”，这件装置作品有着对东方传统意境的向往，也有对现实中国的反思。从美国回到中国担任央美副院长的徐冰近年来一直用这样大型的作品对现实发声

    徐冰病了。连日上火，让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约定的下午四点刚过，他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挑了咖啡馆最靠角落的位置坐下。“事情太多了，有点忙，”徐冰一边清清有点沙哑的嗓子，一边为晚到几分钟道歉。他抬手看看表，“还有时间”。一边示意身边的助手控制采访时间，晚些他还要赶去接女儿下课。

　　徐冰没有办法不忙。作为中央美院副院长，他有大把让人头疼的学校行政事务要处理，而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他更不愿意放弃艺术创作。最近，徐冰的新作、大型装置《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正在英国V&A博物馆开展。开展几天前，为了测试安装的可行性，徐冰连着两天一夜没怎么睡觉。

　　作品的安装过程非常复杂，但徐冰还不能赶去伦敦亲自布展，这让他很焦虑。那段时间正巧是中央美院建院95周年纪念，校庆会当天，他还要出席校友返校活动，在会上组织发言。

　　“过家家”的桃花源

　　11月2日是徐冰新作《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在伦敦的开幕时间。这是他继《凤凰》之后的另一件大型户外装置。他已经为这事忙得焦头烂额。“常常顾不上吃饭，很难计算他一天工作多少小时，”徐冰的助理说。

　　《桃花源》专为V&A博物馆而作，即将放置在博物馆的中庭花园里。徐冰从中国运来了巨大的山石，将它们切割、打磨，放置在中庭花园里那潭著名的椭圆形人工湖的四围。经过处理后的巨石高而薄，几根钢筋从石中穿过，固定在湖边。石头纹理像经过皴染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在这片异域之地，徐冰构建了一个有中国传统独特景观的世外“桃花源”。也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理想的栖居地。

　　创作的灵感是这潭湖水。湖水四周是博物馆老式的英伦建筑，喧嚣的现代世界被隔绝在外。这让徐冰想起晋人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徐冰想，所谓“世外桃源”，大概就是如此。

　　他从中国五个不同的地方找来约9种石头，其中包括著名的黑灵璧石和太湖石。在古代，黑灵璧石用于建造编钟，太湖石多用于修筑花园。徐冰的方案是围绕这潭湖水搭起9组假山石，将这座人工湖变成文学世界里所描述的世外桃源。他刻意将入口开得很小，对应文字描述的“初极狭，才通人”。往前，便是“豁然开朗”之境。

　　湖水里布置游鱼，周围的石山上七零八落地散布着陶屋，代表桃花源里的民居。精巧的小陶屋在景德镇烧制而成。游人可以侧身进入如画的境界，观看面前的山石美景，以及陶屋里“人类”的生活，徐冰称之为“二维半”的概念。

　　陶屋里有新媒体装置，屏幕上播放着类似于“兔斯基”的人物符号，代表着桃花源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居民。古老的桃花源与现代符号重叠在一起，产生诙谐而又复杂的含义。徐冰将桃花源的一部分做成了类似“火焰山”的地方，沙漠里宝盒敞开着，珠宝洒了一地，而对面就是陶屋和居民，这是一个毫无纷争的理想之地，没有人在乎眼前代表金钱和权力的珠宝首饰。

　　徐冰形容自己和同事们像“一群过家家的孩子”，在一起嬉戏玩闹，创造了一片自己理想中的房子。而这个存在于想象中的中国古式“理想居住地”，承载了艺术家徐冰对现实的迷惑和反思。

　　“过家家”并不容易。为了赶进度，测试“桃花源”的可行性，徐冰经常连夜不合眼，已经连续打了几天的吊瓶。“手背都有点肿了。”他伸出手自己低头看看，低声自言自语。

　　艺术家兼副院长

　　徐冰做事下工夫、认真，甚至有些完美主义的苛求。看上去“已经差不多”的事情，徐冰一定要亲自检验，再要求重来。他有古板知识分子式的固执，这让“桃花源”的工作伙伴们无奈，但又佩服。

　　他对自己这一点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就不会让它“稀里糊涂地办下去”。他通常选择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并且一旦决定要做，就兢兢业业，直到完成。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一般来说，他也有足够的信心。

　　徐冰回忆担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决定，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有“累不死”的特点，按照当时对自己的判断，“应该能胜任这个工作。”2008年1月，他接受教育部任命，正式回国“任教”。

　　“累不死”是徐冰1980年代的外号，那时候他刚毕业留校任教。那是一个冰雪融化的时代，是属于文艺和知识界的狂欢时刻。身边的同事、朋友们到处聚会、参加诗会和沙龙、疯狂地喝酒、聊天。徐冰也参加，但更多的时候，他都在中央美院的宿舍楼里伏案刻字。徐冰常常熬到凌晨，然后胡乱刷牙睡去。

　　日后让他蜚声国际艺术界的《天书》就是这样刻出来的。徐冰打乱中国文字原有的偏旁部首，让每个新造的字看上去都煞有介事，但却没有承载任何意义。这些文字看上去严肃但又搞怪，没有人能认出它们。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们认认真真地研究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认出来”。徐冰很乐于提起这一点，一直严肃的表情终于笑起来。

　　两年后，徐冰接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他住在拍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间著名的地下室里，依然被称为纽约华人艺术圈里“最勤奋的艺术家”。

　　徐冰以自由艺术家的身份在美国生活了18年。期间他创作了《新英文书法》《鬼打墙》《地书》等，在各大美术馆里展出，作品被永久收藏。徐冰成为西方世界最有名气的华人当代艺术家之一。

　　现在，他用冷静而中立的语气回忆起在美国做艺术家的日子，回避对自己五年前选择回国到底是正确或者错误的结论性判断。尽管几年来他被行政事务缠身，“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做艺术和思考”。

　　“在美国就是很自由，独立，没什么事干扰你。”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住在纽约，最大的痛苦，“就是怎么样做好你的艺术，(怎样)绞尽脑汁再往里走走。”而“现在要的事情就太多了”。现在，徐冰这样比较自己回国后与在国外的状态。徐冰有些无奈，“现在每天醒来就是一堆事儿，你只好一件接一件去赶。”他摇摇头，叹道。作为美院的副院长，他要处理的行政工作太多，几乎没有办法做规划。

　　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徐冰身在国外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做展览基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成熟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会为邀请举办展览的艺术家提供经费。徐冰要做的事情，只是在相对宽裕的资金条件下，如何把艺术做得更好，更让自己和对方满意。

　　资本是徐冰回到中国很快就遇到的现实问题。回国后，他受某集团之邀创作《凤凰》，原本以为四个月就能搞定，但因为金融危机，计划延长至两年。展出的地点原本是在北京CBD区域的大楼里，也因为对方计划的变化而改变，这对徐冰来说是很可惜的事情。他特别看重作品和环境的关系。《凤凰》发布前的媒体会上，徐冰用他惯有的平淡、显得有些啰嗦的语调，向媒体讲述这件作品创作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资本的力量”。

　　而这次在伦敦V&A博物馆开幕的新展，徐冰终于不用为经费发愁。10月初的北京发布会上，他用“万恶的资本主义”形容博物馆关于展览细节一些固有的约束。“但他有他的好处，你只要做你的艺术，不要管别的，”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这样说道。

　　“理想一定要实现”

　　徐冰回答提问时语速很慢，一边说一边思考。“你看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常以这句话开场，态度认真，手指在桌上比比划划，从一个事情的源头开始说。一二三四，像一位老师在给学生讲课。

　　“老师”，现在是徐冰很重要的身份。在中央美院，他带了十几位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很积极地提携后辈青年，这是繁忙的学校事务中唯一让他高兴的事情，也是让他提起自己身在央美感到欣慰的地方，“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做这些事情”。

　　徐冰喜欢提携年轻人，绞尽脑汁给美院的年轻学生创造机会。他组织举办了一年一届的“未来展”，为青年艺术家探索艺术语言、提供展示艺术的平台。徐冰对这一点颇为满意，他将此视为在美院工作最重要的收获。

　　直到现在，徐冰还保持着那副标志性的形象：头发微卷，蓬松地披散在肩上，这次头上还扣了一顶军绿色棒球帽。鼻梁上那副一本正经的哈利·波特式黑框大圆眼镜，被帽檐遮住一部分。这让他看上去既像打扮怪异的艺术家，又像治学严谨的学者。

　　这身打扮与他的作品有相通之处：严肃和滑稽，两种极端的感觉充满矛盾地统一在一起。除早期的《天书》《鬼打墙》外，回国后创作的《凤凰》也同样是这样的作品。他用城市建筑垃圾和废旧钢铁造了两只长近30米，重达十几吨的凤凰，吊装在展场上空看似展翅欲飞，看上去华丽而又骄傲。高高昂起的头部，竟然是用几个工地上的废弃安全帽缀连而成。某种程度上，这是这个急速发展的国家的写照，宏大、雄伟却也隐藏着破败与不堪。

　　回国几年后，徐冰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好像做得越来越大了”。他有些不解地反问自己怎么回事，很快又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可能就是跟这个国家有关，跟当下发生的一切有关。”徐冰皱起来的眉头微微舒展，“应该是的，给人的感受就是都很大，很重。”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正统得有些古板的格言却是徐冰信奉的创作理念，只要接受采访，他都会无一例外地说起。“桃花源”也依此而来。这组装置看上去讨论的是一个关于居住环境的问题，近一年来，北京的雾霾让这个话题尤其沉重。徐冰认为，无论是现实中的居住地，还是人类对精神出口的寻求，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桃花源”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正有着双关的含义。

　　作品的英文名直译过来是“在仙境中旅行”，但徐冰起的中文名并非如此，它读起来有些拗口——“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这个标语口号式的表达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属于徐冰他们这代“五零后”的记忆。虽然徐冰不太愿意阐释其承载的关于“乌托邦”的政治含义，但这样一个标题已经足够说明艺术家的态度。

　　“没办法，我们这代人就是在那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今想来，这样的句式其实是“悖论”。“某某理想一定要实现”，原本就包含了悲观和无奈的成分，“也许永远实现不了”。